发布时间:2024-08-19 02:32:48 来源: sp20240819
中新网 北京12月21日电(郎朗 王昊 赵一凡)几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,江平说自己的“下一个目标”是活到90岁。12月19日,这位94岁的老人去世了,此时距离他的下一个生日只有不到10天时间。
在大家的印象里,江平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,是中国政法大学学子们的“老校长”。而在他自己看来,他只是一个呐喊者。在他眼中,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不可逆转,自己“能喊就喊几嗓子,加快这进程”。
呐喊者
从某种意义上说,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,从50岁才真正开始。
这应该不是青年时代的江平预设到的那个未来。彼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,这一职业确实与他自身的性格非常契合。但命运的神奇之处在于未知,此后的几十年中,他的笔没有用来著文章,而是写下无数法条。
“我的良知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,我就努力去做。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。”江平曾这样自我剖析。在时代的洪流里,他用自己的呐喊,为人们发声。
1951年,高等教育部首次组织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,首批300多人就包括江平在内。这段近五年的留学经历,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法学理念,也成为他能够深刻影响中国法学界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。
后来,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,大量经济活动的涌现和新型业态的出现带来机遇,也令相关立法规范与保障迫在眉睫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他作为“民法四杰”之一,参与制定了《民法通则》,这被视作将西方的民法内容引入中国,使得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。上世纪90年代,江平主持起草了《信托法》《合同法》《物权法》等,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。
而在公开采访中,江平曾表示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法律是《行政诉讼法》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法治意识不断增强,开始出现“民告官”的现象。作为《行政诉讼法》的立法组组长,江平经过深入研究,率先提出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,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。
对于普通人而言,这些法律的名字或有耳闻,具体法条可能了解得并不那么清晰。但江平参与制定的一系列法律,确确实实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“我所能做的是呐喊”,在江平看来这是自己的使命,也是他后来教授的每个学生、每个法律人的使命。
法学教育家
如今,江平不做校长很多年了。其实他当年真正做校长的时间也只有两年。
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里,大家都会唤他一声“老校长”。几乎每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新生,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认识这位“永远的校长”。
“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,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。”比起立法,其实更多的时间里,他都是在教书育人。
一身黑色大衣,戴一顶灯芯绒礼帽,气度不凡——这是很多学生对他的印象。
为了听他晚上的一场讲座,很多学生不吃晚饭从下午就赶去教室占座位,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,连三面走廊都会站满密密麻麻的学生。
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,他用简洁凝练、通俗易懂的语言,深入浅出地解释高深晦涩的法律概念,即使不是学法律的学生,也能听得懂。
为了鼓励更多学子投入到法治梦想之中,2000年开始,江平设立了民商法奖学金,带头拿出了多年的积蓄,捐出50万元。在90岁生日时,江平为这个奖项捐出500万元。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一些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律师、法学教授,都曾师从江平。
“在某种程度上,我心中的职业理想与法治信念是江平先生播种的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翔说,每当自己陷入职业的虚无与犬儒,都会想起江平手书的那四个大字:法治天下。
这是江平的梦想,也是大多数法律人的梦想。
他曾在全国律师大会上这样说起中国律师的使命:“作为律师,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,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,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,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”。参会的律师回忆,好多人闻之动容。
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,江平80多岁高龄依然在带博士生。当年为了成为他真正的学生,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波考了6年,做这个决定时他已经32岁了,在地方政法委担任副处长。“完全就是因为江先生的人格感召力,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支柱,满怀法治理想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。”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则认为,江平教授成了一种方式:一个人或许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,却可以选择在任何时代下坚守本心和捍卫使命。“我想这也是江老师留给我们每个法律人的精神遗产。”
或有形或无形,或熟识或浅知,学子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得他。每年新生入学时,总会有人看到一些学长姐的文化衫上,写着江平在将近30年前手书的那句话:只向真理低头。
孩子们确实在不知不觉间,听到了这呐喊的第一句。
金石留此声
作为一生的呐喊者,江平也有过一段无声的时刻。79岁那年,一次中风让江平倒下了。
因入院及时,手术最后比较成功。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。其中半个月里,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,说不出一句话来,吓坏了众多学生。
年龄和身体问题交替着提醒他,自己不再是一个能拼尽全力呐喊的年轻人了。
“保命第一,真是老了”,江平鲜有地发出一声叹息。但没过多久,大病初愈的江平执拗地起身,开始以更高频率现身发声,参与公共法律事件。
自那以后,他对于时间的珍惜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一方面是要跑赢生命与时间,另一方面,或许是源自于一份孤独。
80岁前后,江平曾出过一本自述。书籍的内容整理者陈夏红觉得,表面看来,江平不是孤独的人。
他家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一些小饰物,细看才见上面都有字,一个获什么称号的小金杯,还有他70、75寿辰的礼物:一个水晶小座,一个有他照片的瓷盘,几张照片。东西都不贵,但有敬爱在其中。小物什森森立着,样样都骄傲挺拔,他们是“江平的奖品”,是有形的“鲜花与掌声”。
但在实质上,他又异常孤独。最大的孤独在于,他习惯了独自呐喊的日子,他不懈地呐喊,说出我们这个社会极其匮乏的常识。可在很长时间里,都是“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”,没有人应和,如同在空旷的山谷中声嘶力竭地大喝一嗓子,没有得到任何回声。
时间带走了他的力量,也会带来一些收获和馈赠。今年5月,江平奖学金颁奖典礼的那一晚,江平带着衰老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出席。颁奖典礼结束后,他和获奖的同学们一起合影,孩子们在他身后站了三排,紧紧地围在他身边。
江平的去世,也冥冥中成了他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,让还来不及认识他的大众看到,有那么多如今走在法律一线的学者与律师,以各种形式践行着他的理念与思想,幽谷有回声。
这声音又或许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力量,早就留在了金石之间。
北京前几日的雪未竟消融,冷风搅着树上的残雪,叩着蓟门桥畔的一块石碑,曳着写满悼念的鲜花。石碑上刻的是江平的理念与信条,“法治天下”。
路过这块石碑,法大的学生们要去图书馆里准备期末复习了。图书馆里有一座《民法典》纪念鼎,鼎后的铭文是江平撰写的,“斯当代中国,发展是硬道理,法治是基石……《民法典》行,当仿禹收九牧之金,铸鼎荆山之下,以阕庄严。是为记。”(完)
【编辑:刘湃】